广州社会科学院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研究指出，广州地区媒体对各种犯罪案件敢于客观地进行报道，保障了广州市民的知情权，对引导广州社会治安良性发展的发挥了促进作用。（《羊城晚报》9月24日）

    这个结论与今年年初我们听到的一些话语迥然不同。年初，在广州市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上，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表示： “虽然广州资讯和媒体业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上述这些因素也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这番言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舆论对于媒体自由报道社会治安问题利弊进行了激烈争论。

    媒体的报道到底是促进社会治安好转还是使治安问题扩大化，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媒体的自由报道，有助于监督政府机关积极履行职责，依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开展预防犯罪的活动，促使社会治安根本好转，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广州近十年的治安状况有所好转，跟媒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不过，尽管如此，总还是会有些人强调有些媒体刻意渲染刑事案件，会造成部分公众的恐慌心理为由，希望限制媒体对于治安问题和刑事案件的报道。所以，尽管我认为媒体的报道有助于促进治安好转，但是媒体自由报道的权利却并不需要靠是否有助于治安好转来证明，媒体自由报道有其自身价值。

    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这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自己所见的事件，都有权利说出真相和发表自己的见解。记者作为公民的一员，媒体作为公民发出自己声音的平台，当然也享有这种言论自由。所以，记者和媒体有权发表文章，来表达他们看到的治安状况，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使这种所见和看法本身未必正确，但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没有夸大捏造事实，或是进行诽谤、侮辱、刻意炒作，那么这种言论自由谁也不能剥夺。

    媒体自由报道治安状况，也是公民实现知情权重要途径。公民有权利知晓自己所在的地方、城市的发生的刑事案件、治安状况。但每个个体公民的所涉猎的范围总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深入了解每一件事情。这时，记者和媒体就充当起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延长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使他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他们的治安状况。因此，保障媒体的自由报道，就是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媒体自由报道治安状况，还是公民监督政府的需要。在现代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是一个透明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公民也有权利对政府的失职进行“问责”。治安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公民有权就治安状况向政府提出要求，进行监督和“问责”。而媒体的公共属性，决定了本身就有权利通过报道社会治安的实际状况来监督政府，而且，媒体可以让普通公民看得更清楚，了解得更详细，从而帮助公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让政府在改善治安状况上不敢懈怠。

    因此，报道一个地方发生的刑事案件与社会状况，是记者与媒体的自由权利，也是他们的社会职责。以“媒体的报道到底是促进社会治安好转还是使治安问题扩大化”来论证媒体报道治安问题的合理性，是一个陷阱，我们还是不要陷入这种争论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