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4年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被发明出来，它就宣告着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到来——影像时代的到来。

　　当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手里拿着遥控器，随着电视频道的不断更换，更多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看什么，我们只是在接受。电视的频道在增加，电视的节目在增多，而我们的思考却在减少。现如今我们看电视也许只是为了娱乐，哪个频道的节目轻松娱乐，我们就去点击，就去观看。虽然崔永元说了“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但不可否认，收视率也是生存之源，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电视台要生存，要竞争，就必须去迎合受众的需要，制作观众喜爱的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开始泛娱乐化，结果大量的娱乐节目开始充斥我们的生活，在纯娱乐的电视节目面前，思考似乎显得多余。渐渐的，我们开始丧失了思考的习惯，完全的娱乐使我们变得麻木，迷失了自我，思想上已经走向死亡，娱乐致死；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可能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切，却是身陷其中，欲罢不能，直到死亡，娱乐至死。

　　正如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提到的“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去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电视：没有选择的接受

　　从口语到文字，从文字到印刷，人类的传播手段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尤其是当文字被发明以后，人类开始真正的跨入文明世纪。文字帮我们留住了过去，也为我们一些非凡的思想提供了载体，书写了未来。但是文字的发明改变的不仅仅全是有利的方面，文字使习字的人患上健忘症，因为他们不再使用自己的记忆，他们会相信外在的文字，而不相信自己，文字不是帮助记忆，而是帮助回忆，你传播的不是真理而是近似真理的东西，他们能记住许多东西，但是学不到任何东西，他们什么都懂，实际上什么都不懂。尤其是印刷术被发明以后，信息被编译成文字开始被成百成千倍地复制传播出去，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着我们的大脑，人类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渐渐地迷失了方向，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自从1924年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被发明出来，情况似乎变得更加糟糕了，电视让我们变得不仅健忘，而且麻木，这也许不仅仅是我们本身的原因，平均每4秒钟就变换一个主题、每1个小时多达1200幅的电视画面，使我们不再记忆，也来不及去记忆，更谈不上回忆了。电视利用其无以伦比的复制功能向我们孜孜不倦地传播着大量的信息——有用的或者是无用的，在娱乐节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更多的是无用的信息。也许你会说，我们的手中不是握着电视遥控器吗？我们至少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虽然握着遥控器，我们虽然在更换电视频道，但不同的电视频道却是在传播同样的电视内容，我们只是在接受，并没有选择。频道的增加，节目的增多，对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涉及，对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关注，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对什么都在关心，其实对什么都是漠不关心。

　　1.自电视闯入我们的生活后，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思维的内容，也改变了思维的方式。

　　与电视相伴而来的是摄影术，自从摄影术被确定下来就一直被作为一种“语言”。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在无形中抹杀了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象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象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书”，只能表现“一棵树”。我们无法拍出“整个大自然”的图片，也无法表现“整个海洋”，我们只能拍下某时某地的个别情况。正如“整个大自然”、“整个海洋”无法被拍摄下来一样，在图片的词典里也无法找到可以表现“真理”、“荣誉”、“爱情”、“谬误”这些抽象概念的词汇，图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

　　2.图片记录感受的方式不同于语言。

　　只有在表现一系列的主题时，语言才有意义。如果一个字或一个句子从语境中被抽走，如果读者或听众不了解前因后果，语言表达的意思就会被扭曲。但对于图片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境这种事情，因为图片根本不需要语境，事实上图片的意义就在于能把形象脱离语境，从而使它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图片的世界里，世界被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3.图像和文字功能不同，抽象程度不同，反映模式也不同。

　　绘画至少比文字古老三倍，图像在交流中的重要性早在19世纪就已经深入人心。到了19世纪中期，图片和其他插图突然大量侵入了符号环境，“图像革命”开始了，图像不仅仅是满足于对语言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而且试图要替代语言诠释、理解和验证现实的功能。图像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对于信息、新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实的传统定义。从早期的广告牌、海报和广告到后来所谓“新闻杂志”和报纸，图片把文字驱赶到背景里，有时干脆把它驱逐出境，对于无数人来说，“看”取代了“读”而成为他们进行判断的基础。

　　对世界丧失好奇心

　　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已经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的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

　　从口语到文字，从文字到印刷术，从印刷术到电子媒介，人类的传播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变革，在机器开始成为信息的载体后，人类的传播手段发生了最伟大的一次变革。借助机器，我们不仅跨越了时间，也跨越了空间；借助机器，我们可以将信息无限制地复制并传播出去；借助机器，我们甚至可以制造信息，并在机器所能影响到的范围里尽情地传播，每一个想要了解信息的人都可以通过媒介了解情况。在传播开始依赖电子媒介之后，传播的质量和广度都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年代。随着技术继续发展，可以设想，将来如果没有了技术，没有了媒介，我们也许寸步难行，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将传播借助于技术，借助于机器。这是一个伟大的年代，人类几乎站在了物质文明的颠峰上，当然技术会继续发展。可是情况却在渐渐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害怕的也正是我们在逃避的，我们发明了机器，却在渐渐沦为机器的奴隶，因为我们不再思考！当我们开始庆祝机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下来仔细思考一下，在影像时代，媒介机器的统治下，我们是得到的更多，还是失去的更多！

　　参考文献：

　　①［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学理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

　　④［美］施拉姆：《传播学理论》，新化出版社，1984年

　　⑤时统宇：《电视影响评析》，新化出版社，1991年

　　⑥吕萌：《电视文化传播导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

　　(摘自《青年记者》2007年11月下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