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官司成败，其影响已足以震慑一些认为诽谤中国无需付出代价的西方媒体。

    西方媒体炮制中国假新闻的事并不鲜见，最近又有所谓“中国民航维族飞行员在奥运期间被令停飞”的“报道”。英国《泰晤士报》8月18日称，今年3月南方航空劫机案发生后，中国民航局出于对恐怖袭击的担忧，维族飞行员被令停飞。报道还引述“某位中方消息人士”的话说，整个中国航空业只有三名飞机师是维吾尔族人，他们在奥运期间都不许飞行。

    中国民航局新闻发言人8月23日约见了《泰晤士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即该报道作者麦卡妮，指责她“违背职业道德、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泰晤士报》网站次日刊登题为《所谓“被停飞”的维族飞行员实际还在飞行》的文章，对失实报道作出澄清。

    事情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然而人们可以从这一事件举一反三，再次思考为什么西方媒体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中国作不实报道，甚至捏造事实。笔者认为，仅仅澄清和道歉是不够的，尽管新闻媒体不可能完全杜绝不实报道，但是对中国的不实报道或假新闻比较多，影响也比较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形象，这又该如何弥补呢？运用法律武器起诉制造假新闻和不实报道的媒体，是一个应该考虑的手段。

    起诉有国际先例可循

    我们不妨看看新加坡的例子。

    1994年8月2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专栏作者菲利普·鲍林的文章，题为《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往往是禁不起考验的》。这篇文章批评李光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文章超出了正常讨论的范围，作者声称，“新加坡目前也存在着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

    这篇文章当然引起李光耀等当事人的强烈不满。虽然《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同年8月31日刊登了一则道歉启事，声明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吴作栋、李光耀和李显龙三人还是以诽谤罪名起诉该报。1996年7月26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这篇文章影射李光耀和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行为腐败，搞裙带关系，而当时的总理吴作栋则在李光耀的指示下，对这些行为给予协助，并成为他们的同谋，是对他们作出了“导致严重伤害的攻击”。这篇文章已影响到起诉人执行公职和治理国家的能力，使他们感到气愤，并攻击了他们所坚持的政治信念的核心。法官宣判此案的三名答辩人得赔偿吴作栋30万元新币、李光耀和李显龙各35万元新币，赔偿总额为95万元新币。

    震慑作用大于官司成败

    此案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对西方媒体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为这是新加坡对西方媒体强有力的反击。向来唯我独尊的西方媒体被逼向一个亚洲小国道歉又赔款，其意义的确非比寻常，震撼了西方媒体和新闻专业组织。

    在英美的普通法系，诽谤罪是很严重的罪名，立案起诉不容易，要证明被告蓄意诽谤更不容易。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属于普通法系，起诉美国媒体，原告和律师在法律专业方面都有优势，这和中国的情况不同。

    如果要对严重破坏中国国家声誉、构成诽谤的外国媒体提出起诉，中国应该组织专门的法律人才班子，作充分的准备，中国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肯定，一旦提出这样的起诉，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起诉某一家西方媒体诽谤中国，必然在国际上引起极大的关注，无论官司成败，其影响已足以震慑一些认为诽谤中国无需付出代价的西方媒体，因为除了这些媒体本身会名誉扫地，它们的受众以及广告市场，都会受到官司的影响。(何亮亮， 凤凰卫视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