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森林大火。一起令193人葬身火海，5万人流离失所，烧过100万公顷土地，熊熊燃烧了25个昼夜的森林大火。

　　当一场罕见的火灾正愈烧愈烈，令举国上下为之揪心不已之时，媒体究竟该如何对待它和反映它，没有任何书本或现成的经验可寻。

　　这就是1987年5月14日摆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面前的难题。

　　此时，大兴安岭林场的大火已经整整烧了一周。中国青年报记者雷收麦、李伟中、叶研和实习生贾永整装待发，将要奔赴火场。

　　临行前，报社同仁叮嘱他们：“切记，不要再把悲歌唱成赞歌！”

　　听不见灾区呼天抢地的悲声，看不到灾难现场的丑恶现象。丧事当作喜事办，小灾小歌唱，大灾大胜利。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往往在记者们神奇的笔下，瞬间化为一曲曲共产主义的凯歌。这是当时新闻界根深蒂固的灾难报道的路数。

　　曾参与这场报道，其后获得范长江新闻奖的本报记者叶研回忆，比如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新闻媒体对饿死多少人只字不提，却连篇累牍地报道全国人民的“大无畏气概”和“动人事迹”。又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唐山市夷为一片废墟，可翻开报纸，满眼是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慷慨陈词。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幅漫画极具讽刺意义：一个人趴在巨大的报纸上，在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寻找着什么。漫画的题目是：“新闻在哪里？”

　　“哪儿来那么多的‘赞歌’？我们再也不能不顾基本事实了！”临行前，本报国内部副主任杨浪　　与将要赶赴火场的记者达成共识，“要写就写大火映衬下的社会，以及社会背景下的大火。”

　　“大家的认识很明确，灾难就是灾难。把灾难奏成凯歌，是灾难之上的灾难。”杨浪说。

　　回忆起21年前的这段采访经历，叶研直言：“在此之前，国内新闻界从来没有直接或正面报道过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新闻界愧对历史！”

　　本报记者尽管不是最早到达火灾现场，但他们却是坚持到最后的记者。

　　时任本报实习生、后获范长江新闻奖的新华社记者贾永，至今仍记得那顶与4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同住的大帐篷。帐篷里的“住户”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他们4人。

　　一天，在大兴安岭扑火前线，李伟中、叶研发现有人在旅游局招待所餐厅大吃大喝，就相继穿过伙房，李伟中推开3号餐厅的门，一桌人，一桌菜。叶研手中的相机闪光灯一闪，记录下“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一幕，随即，被以县旅游局局长为首的20多人拦住了去路。

　　“就是这几个！”人群中有人指认，李伟中被人揪住，叶研背后也挨了几记黑拳。没法分清是谁干的，记者雷收麦遭到黑拳后胸闷气短，赶紧服速效救心丸。随后，他们被警方带进一间小屋做笔录。

　　然而，这些没能阻挡他们在扑火前线收集情况的脚步。“当记者能说出几号消防车或哪位领导当夜几点在什么位置时，他的分析就有了事实前提。”叶研事后总结说。

　　历时30多天的艰苦采访，换回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组经典篇章。从1987年6月24日至7月4日,三篇整版调查性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刊登在《中国青年报》醒目的位置。

　　“这场悲剧肇始于何时？蕃衍于何方？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而这结论最终将会使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理解我们的改革。”这段意味深长的文字反复出现在三篇报道的编者按里。

　　《红色的警告》记录了灾难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写了在熊熊大火中仍然热衷于开会、讨论、扯皮的官僚主义者们；写了“大火不报、支持不要”的那个泼辣果敢却又缺乏科学知识的女县长；写了废墟中如耻辱柱一般矗立的县长家的红瓦房。

　　《黑色的咏叹》叙述了火灾背景下的人物命运和人在极端场合下的表现。

　　《绿色的悲哀》则前瞻性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这场灾难的生态原因。

　　写稿的那一个多星期，正是北京最热的季节。雷收麦和贾永住在中国青年报社附近3角5分钱一晚的地下室里，总共吃掉了40多袋方便面。为防止闹肚子，贾永还用5斤粮票，换来一辫子大蒜。

　　中国青年报社前任社长、总编辑徐祝庆仍然记得，在《红色的警告》发表的前一天晚上，杨浪光着脊梁，大汗淋漓，在大样上“吭哧吭哧”地改稿。

　　报道用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提出，这次大火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是我们——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而我们僵化的体制，也使得我们成为官僚主义。这场大火，对我们是不烧死的烧死。”

　　报道发表后，大火涉及的方方面面，无不“活在一种沉重的反思中”。虽然是批评报道，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

　　事实上，“三色报道”披露官僚主义，触及体制弊端，在全国人民心中激起的震撼和思考，已远远超过了森林大火本身。

　　“三色报道”也获得读者和新闻界同行的高度肯定。它不仅获得当年的全国好新闻特别奖，中国新闻学会还为此召开专题研讨会。一名湖北读者来信说：“以前我总以为我们国家的记者只是粉饰太平的人”，读了报道“深感你们也无愧是时代最崇高的战士”。

　　一位资深编辑评价说：“‘三色报道’标志着中国新闻人开始回归新闻本身，它开启了中国灾难报道的里程碑。”

　　21年来，“三色报道”成为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篇目。其代表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水准，成为一代又一代新闻人追求的目标和理想。

　　“勇敢的民族是开放的民族，开放的民族需要开放的新闻，开放的新闻则需要一代具有开放新闻观念的人去创造。”“三色报道”当年的责任编辑杨浪今天总结说。（周欣宇）